本报记者吴宏图
这是极为罕见的关于日军侵华证据的一本书，这本书保存至今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
20多年前的神秘桌柜
1月3日，李先生把一本书呈现在记者面前：这是已经发黄的线装本，没有封皮，装订线的损毁使它分成两部分，它的厚度足有10厘米。书中介绍的近1．6万个日本军政界要员均为日军占领东北并建立伪满政府时期在中国的日本人。
李先生说，他从小就非常爱读书，但唯独翻看这本书后遭来父亲的打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先生还不到20岁。
李先生说，父亲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都写日记，一写就是几十年。李先生观察发现，父亲每次从写字台中拿出一本书后总是认真地看，那时谁也不敢上前打扰，看完后用布包好再放回去锁上，不许家人打开。
1981年某月的一天，父亲上班走后竟然忘锁了柜子，好奇心让李先生打开这个小柜。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柜门，看到里面除了一堆书本外，上面还放着个绸布包。
他拿出绸布包，打开后才发现是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满洲绅士录》。简单地翻了几页，有日文，有汉语繁体字，没觉多神奇，于是包好后又放了回去。
然而令李先生没料到的是，父亲下班回家后，先打开了柜子拿出绸布包，之后一脸怒气地问他是不是动了这个包。李先生自知犯错不敢应答，随后父亲还打了他一顿。
李先生不理解父亲为何如此看护这本书，直到后来母亲给他讲述了关于这本书的一段曲折经历。
数次劫后余生
母亲告诉他，这书是他爷爷留给父亲的，爷爷临终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好好保存。
母亲给他讲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抄家父亲拼命保书的过程。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时常被造反派拉出批斗，又以各种借口抄家。第一次，几个造反派闯进家里后，不由分说便翻箱倒柜，把一些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书都拿走了。这本书没和其他的书放在一起，因此躲过一劫。
没过多长时间，造反派又闯了进来。母亲怕这本书被发现，便迅速把书掖进了怀里，站在墙角一动不动，生怕书掉下来。母亲说，这书到底有啥价值她也不知道，但知道这是日本人写的书，怕造反派给父亲扣上通敌卖国或是日本特务的罪名，保护书实际上就是保护父亲。
后来，造反派又几次来到家里，每次母亲都心惊胆战，这本书也不断地更换隐藏地点，总算保住了书也保住了父亲。“文革”之后，母亲担心这本书还会给家里带来灾难，便与父亲商量卖废品或干脆烧掉，父亲一直没同意。从那时起，父亲放书的小柜子再也没忘锁过。此后十几年间李先生再也没敢翻过这本书。
盼望有个好归宿
父亲去世后，李先生才真正把这本书拿出来阅读。这本书是日本人编印的，全书介绍的日本人多达1．6万个，都是当年日军侵华时期在中国的日本军、政、商界人物，书中大部分人都配了照片。
在介绍每个人时，除姓名外，有职务、出生年月、出生地、本籍、妻室、学历、经历、事业、趣味、宗教、家族、住处等，非常详尽。
为看明白该书，尤其是书中近1．6万个日本各界人士的情况，李先生多次到图书馆查找资料，结果凡是史料查到的书中都有。相反，书中记录的人有很多在史料中却难以找到。如侵华日军高官梅津美治郎、本庄繁等，前者是日本陆军大将，关东军司令部兼在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后者抗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
更令李先生惊讶的是，他在锦西县志上看到的日军侵华时期在锦西的官员，在这本书中都有，如坂本晨雄（当时的公安局长）、大原宪、明石胜利、本俊夫等八人。
记者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上看到，此书先后印刷过四次，第一次是1938年7月25日。李先生手中的是第四版，印刷发行时间是1944年，这次共印3200部，发行所是满蒙资料协会。
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李家三代人保存下的这本书有何意义？前两年，李先生去沈阳办事特意去了趟沈阳“九一八”博物馆。当工作人员看到此书时异常惊讶，他们说至少在东北还没发现过，价值难以估量。
李先生家的日子很苦，夫妻双双下岗，靠李先生蹬三轮车维持生活并供孩子念大学。尽管如此，李先生一直有个心愿，让这本书有个好的归宿，真正把它的价值表现出来。但现在他不知如何实现这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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